摘要：关于山西省芮城县永乐宫龙虎殿（亦称无极门）戏台，一直以来，多数学者认为其是一座元代宫门兼戏台的建筑，更有甚者，认为其是山门戏台之“鼻祖”，几成定论。但随着笔者对中国古戏台的大量实地考察与深入研究，认为永乐宫龙虎殿兼做山门式搭板戏台并非元时既有，当为后期改造所为。目前，在对全国道教宫观创设戏台调查统计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考证，认为中国道教宫观专门创设戏台兴起于清康熙年间，但就全国道教宫观而言，专设戏台建筑的道教宫观所占比例甚小，从目前调查统计可知，有专门戏台建筑的道教宫观为23座。
关键词：戏台元代戏台永乐宫道教宫观
作者简介：王潞伟（-），男，山西潞州区人，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博士、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上党地区戏曲文物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7CZS）、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艺术学）“山西戏曲文物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03073）、年度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山西戏曲文化旅游资源挖掘研究”（项目编号：B）（1万）、年度山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研学式旅游资源的发掘与研究———以山西省‘戏剧文化游’为例”（项目编号：041022-5）的阶段性成果。
永乐宫，又名大纯阳万寿宫，是为纪念“八仙”之一的吕洞宾而建造的一座大型道观建筑群。原址位于山西省芮城县永乐镇峨嵋岭下招贤村，因修建三门峡水库于年始迁址于芮城县城北3公里的龙泉村东侧。吕洞宾和元代全真教知名人物宋德方、潘德冲三座古墓也一并迁往现址。永乐宫始建于元代，施工期前后共多年。年获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于永乐宫龙虎殿戏台，一直以来，多数学者认为其是一座元代宫门兼戏台的建筑，几成定论。其结论为诸多学者所采信。其中不乏戏曲文物研究方面的权威著作《中国戏曲文物志·戏台卷》《中国戏曲文物通论》，以及其他一些剧场史、戏曲史、戏曲文物的论著，均从其说。但随着笔者对古戏台的大量实地考察与深入研究，认为龙虎殿为元代搭板戏台疑点重重，这一结论值得商榷。考述如下：
//一//图1：芮城永乐宫龙虎殿山门兼搭板戏台
目前，就芮城永乐宫龙虎殿（亦称无极门）而言（图1），多位学者认定其为元代宫门兼搭板戏台建筑，且对其进行了相关论证，现胪列如下（按文章发表时间顺序排列）：
“
1.景李虎《永乐宫龙虎殿考论》载“龙虎殿为元代建筑……可以推断这是一座宫门兼戏台的建筑”[1]；
2.景李虎《宋金杂剧概论》载“龙虎殿为元代建筑……可以推断这是一座宫门兼戏台的建筑”[2]；
3.黄竹三《戏曲文物的历史信息价值》载金元戏台至今保存完好的有“芮城永乐宫龙虎殿元至元三十一年（）戏台”[3]；
4.景李虎《神庙文化与中国古代剧场》载“山西芮城永乐宫龙虎殿元代戏台”[4]；
5.黄竹三《戏曲文物研究散论》载金元戏台至今保存完好的有“芮城永乐宫龙虎殿元至元三十一年（）戏台”[5]；
6.冯俊杰《戏剧与考古》载“永乐宫龙虎殿（元代是山门）搭板戏台”[6]；
7.冯俊杰《山西戏曲碑刻辑考》载现存金元戏台都在山西，其中包括“芮城永乐宫元代龙虎殿搭板戏台”[7]；
8.薛林平《山西传统戏场建筑》载“山西元代戏台：芮城永乐宫至元三十一年（）龙虎殿”[8]；
9.车文明《中国神庙剧场》载“芮城县永乐宫元至元三十一年（）龙虎殿，宫门兼戏台，通面阔五间20.68米，通进深两间9.6米”[9]；
10.冯俊杰《山西神庙剧场考》载“龙虎殿是元代的宫门，实际上也是一处隐蔽的戏台”[10]；
11.黄竹三、延保全《戏曲文物通论》载“芮城县永乐宫龙虎殿元至元三十一年（）过厅式戏台”[11]；延保全《宋金元时期北方农村神庙剧场的演进》“现存元代戏台资料”列表中包含元至元三十一年（）永乐宫龙虎殿戏台[12]；
12.罗德胤《中国古戏台建筑》载“芮城永乐宫龙虎殿（无极门），建于元至元三十一年（），其后檐明间踏道两侧有凹槽，学者们据此判断其为唱戏时搭板而设，是山门戏台之鼻祖”[13]；
13.薛林平《中国传统剧场建筑》载“山西元代戏台：芮城永乐宫至元三十一年（）龙虎殿”[14]；
14.车文明《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载“山西芮城永乐宫龙虎殿元至元三十一年（）宫门兼戏台”[15]；
15.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载“芮城县永乐宫无极门（又称龙虎殿）戏台，无极门落成于元至元三十一年（）”[16]；
16.车文明《中国古戏台调查研究》载“芮城县永乐宫元至元三十一年（）龙虎殿，宫门兼戏台”[17]；
17.李文《金代河东南路戏剧研究》中现存元代戏台数据载“芮城永乐宫龙虎殿搭板戏台”[18]；
18.冯俊杰《古剧场与神系、神庙研究》载“龙虎殿是元代的宫门，实际上也是一处隐蔽的戏台”[19]；
19.杨阳《山西古戏台声学效应研究》载“芮城县永乐宫元至元三十一年（）龙虎殿，宫门兼戏台”[20]；
20.王国华《山西古戏台通览》载“龙虎殿为元代的永乐宫宫门，而面北又是一座戏台，是山西众多山门搭板戏台的早期作品”[21]；
21.车文明《中国戏曲文物志·戏台卷》载“龙虎殿又名无极门，曾是元代的宫门，同时也是一座搭板戏台”[22]；
22.冯俊杰《山西省志·古戏台志》载“龙虎殿实际上是一处隐蔽的戏台”[23]；
23.黄竹三、延保全《中国戏曲文物通论》载“山西省芮城永乐宫龙虎殿（无极门）元代戏台，……这是元代另一种形制的演艺场所—通道式戏台”[24]；
图2：芮城永乐宫龙虎殿山门兼搭板戏台内缩式踏道及凹槽
上述论著均认定永乐宫龙虎殿为元时宫门兼戏台建筑，其中最早对其进行专文考述的是年景李虎先生《永乐宫龙虎殿考论》[25]，后冯俊杰先生《山西神庙剧场考》（中华书局年）也作了专文考述，两位学者判定龙虎殿为元时山门兼戏台建筑的依据主要有二：一为直接证据，文物遗址实物遗存，即龙虎殿后檐明间内缩式踏道及两侧用于演戏搭板的凹型槽（图2）；二为间接证据，认为主持修建永乐宫的潘德冲石质棺椁上雕刻了元杂剧线刻图，势必会影响永乐宫专设演剧场所。多数学者囿于旧说，盲目认同。笔者先后十余次实地调查了永乐宫，据龙虎殿木构建筑用材及结构特征判定，确为元代建筑无疑，但并非元代搭板戏台，大家忽略了龙虎殿作为搭板戏台后期局部改造的可能（后文专述），执意认为是元时宫门兼戏台的建筑，且有学者认为此是“山门戏台之鼻祖”[26]，“山门舞楼（戏台）的雏形”[27]，并由此推断当时大量的道教宫观中建有戏台并有戏曲演出[28]，这是极不妥当的。
//二//针对此问题，曹飞先生《敬畏与喧闹：神庙剧场及其演剧研究》、《中国神庙剧场史》，冯俊杰先生《古剧场与神系神庙研究》均对此提出过疑问，但未作详述。前者认为芮城永乐宫龙虎殿戏台的出现有两种可能：一是元代始建无极门（龙虎殿）的时候就考虑到了献艺演出的需要，从而建成了这种合二为一的宫门戏台；二是后世出于献艺演出的需要而对宫门进行了改造[29]。后者认为“芮城县永乐宫元代龙虎殿也有坡形踏道搭板戏台，或以为此乃后人所为，未能明也，立此存疑”[30]。我们应该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永乐宫文献记载以及道教文化、戏曲文化、剧场类型、剧场属性、剧场建筑结构特征、剧场演进等各方面内容综合考量，以得出科学合理的判断结论。
（一）文献载录缺失
查阅芮城永乐宫唐至清所有碑刻、题记、写卷等文献载录，没有一处关于龙虎殿为元代“戏台”的相关记载。最早记载永乐宫山门开创的相关文献为元至元七年（）《九峰山纯阳上宫创修始末》（碑名为编者自拟），碑曰“愚存心处志，开创山门。……不及二纪，山门并立，宫观齐兴然”[31]。可见，永乐宫山门的开创在元至元五年前后，至元七年竣工勒石贞珉，碑文只字未提龙虎殿及“戏台”等信息。永乐宫元代宫门被称作“龙虎殿”，只因前槽两梢间原塑有道教的护法神青龙和白虎塑像，左右各一，故名。龙虎殿后槽两梢间的三面墙上绘满壁画，柴泽俊《山西寺观壁画》中统计龙虎殿六面墙元代壁画合计80.10平方米，绘画内容有神荼、郁垒、神将、神吏、天丁、力士、城隍、土地等地方神祇三十二尊，统领天下山川、田野和执行护卫职能[32]。北面当心间悬挂“无极之门”竖匾，匾额落款题曰“时大元国至元三十一年（）岁次甲午九月重阳日建”，为判定龙虎殿竣工的主要证据。所以，从永乐宫历史文献载录方面看，没有任何文字信息可以证明永乐宫元“无极之门”（龙虎殿）为演剧之“戏台”；再者，龙虎殿内“青龙”“白虎”雕塑以及神荼、郁垒等神灵图像亦丝毫没有涉及与戏剧演出相关的内容。
（二）戏台建筑形制不合常规
龙虎殿单檐庑殿顶。筒瓦覆布，正脊、垂脊均为盖瓦垒脊。举折平缓，出檐深远。檐下圆木柱，覆盆础，柱收杀、侧角、升起明显。斗栱五铺作单杪单下昂，耍头蚂蚱头，补间铺作各一朵。内部梁架彻上露明造，六椽栿平置于前后檐斗栱上，梁架上用侏儒柱、合踏、叉手等构件。这些均显示出了元代木构建筑风格，结合碑刻文献记载，多位建筑学专家对其进行过专业分析[33]，判定龙虎殿为元代建筑，确凿无疑。
首先，龙虎殿是单檐庑殿顶建筑。庑殿顶式屋顶建筑有一条正脊和四条斜脊，四面斜坡，且四个面都是曲面，故又称四阿顶、五脊顶。庑殿顶为中国古典建筑中等级最高的形制，在古代只有最尊贵的建筑物才可以使用庑殿顶。一般用于皇宫、庙宇中最主要的大殿，可用单檐，特别隆重的用重檐，著名的如北京故宫太和殿、武当山太和宮金殿、五台山佛光寺、南禅寺等。永乐宫受元统治者推崇修缮，对官方建筑礼制当有一定的讲究，现存四座元代建筑中，无极殿（三清殿）、龙虎殿均为单檐庑殿顶，纯阳殿、重阳殿皆为单檐歇山顶，足见无极殿（三清殿）、龙虎殿在永乐宫中重要性，其中龙虎殿以如此高等级的建筑作为演剧之地，是否有越礼之嫌？
其次，结合元时“戏台”遗构分析。元代“戏台”共同特点：平面呈正方形（或近似正方形），面阔、进深均为一间，面阔在4.65米-9.38米之间，进深在4.3米-9.25米之间[34]，其顶制多为单檐歇山顶。而龙虎殿平面呈长方形，通面阔五间20.68米，通进深两间9.6米。与元代“戏台”形制差异较大，属于孤例。另有沁水县姚家河村龙王寺有元至正四年（）戏台石柱遗存，有学者推断为面阔三间[35]，但这一被学者们认定为元代“戏台”的遗址本身存在诸多质疑。戏台石柱为元代遗物，确凿无疑（有铭文可证），但面阔三间，基高2.5米，这显然与元代“戏台”形制大不相同，极有可能为明清重建之时使用了元代遗留的石柱。龙王寺元代可能曾经有专设“戏台”，但基高2.5米，面阔三间的戏台，应该已经是明代及以后修建的戏台样式了。
再者，龙虎殿为永乐宫元代山门建筑，但关键问题在于是否元时已专设搭板凹槽？用于搭台演剧，形成山门兼戏台的雏形。目前，元代山门式戏台仅有此座有质疑的龙虎殿山门兼戏台，山门式戏台形制的真正创立与形成始于明中叶，正如冯俊杰先生所言“山门舞楼（戏台）创建于明而普及于清”[36]，山西省长治市潞安府城隍庙明嘉靖三十四年（）山门与戏台组合式建筑为山门式戏台的形成标志。之后，山门式戏台开始逐渐增多，如晋城市城区西上庄街办庞圪塔村玉皇庙明万历三年（）《创建玉皇庙记》曰“南山门舞楼三间”[37]；长治县城关崔府君庙明万历二十四年（）《重修崔府君庙碑记》曰“上为舞榭，下洞则中门也”[38]；泽州县高都东岳庙明万历四十六年（）《创修拜殿山门记》曰“创立山门，上为舞楼”等等[39]。发展至清，山门戏台已经成为神庙、会馆、宗祠等剧场类型的流行式样，普及开来。可见，龙虎殿山门式戏台元时已经设计完成不大可能。
再看山门式搭板戏台，目前调查所知[40]，除龙虎殿外，山门式搭板戏台主要有以下12座：
“1.运城市解州区关帝庙“雉门”乾隆十八年（）搭板戏台
2.运城市芮城县东吕村关帝庙清代三连台搭板戏台
3.运城市万荣县庙前村后土庙同治九年（）山门搭板戏台
4.运城市夏县西阴村嫘祖庙清代搭板戏台
5.临汾市襄汾县汾城村城隍庙康熙四十七年（）过道搭板戏台
6.临汾市汾西县勍香村姑射山老爷顶戏楼咸丰七年（）搭板戏台
7.临汾市汾西县加楼乡李安庄观音阁道光四年（）搭板戏台
8.晋城市高平市马村镇康营村关帝庙同治元年（）前搭板戏台
9.晋中市榆社县云竹镇桃阳村大庙清代过路搭板戏台
10.晋中市榆次区常家庄园常氏宗祠戏台光绪五年（）搭板戏台
11.晋中市榆次区城隍庙明正德六年（）创建，清代改建搭板戏台[41]
12.阳泉市盂县西关村大王庙乾隆四十七年(年)搭板戏台
这12座山门式搭板戏台中无一例外全部属于清代建筑，除4座无法确定搭板戏台确切修建年代外，其它8座均可确认其创修确切年代。最早的为临汾市襄汾县汾城村城隍庙康熙四十七年（）过道式搭板戏台。与龙虎殿形制最为相近的运城市解州区关帝庙“雉门”搭板戏台，其修建年代为乾隆十八年（）。从量化统计归纳方法看，龙虎殿作为山门式搭板戏台极有可能受山门式搭板戏台样式潮流之影响对原山门龙虎殿进行了局部改造。此外，值得肯定的是龙虎殿山门式搭板戏台改造，与清乾隆以来戏曲文化的日趋繁盛不无关联。柴泽俊先生《山西寺观壁画》中谈到芮城永乐宫龙虎殿时曰“清末以来，每年春、夏之交的农历四月十四日开始，永乐宫逢会三日。其间，龙虎殿后部就成为酬神演戏的地方，两稍间便被作为放置道具和戏箱的后场”[42]，柴先生出言谨慎，只谈及清末，但清末之前龙虎殿为那般？并未提及。
（三）佐证非实证
潘德冲石棺杂剧线刻图是永乐宫的文物遗产的重要组成，可以作为永乐宫元代创设戏台的佐证，但并非是实证。景李虎、冯俊杰先生认为主持修建永乐宫的潘德冲石质棺椁上雕刻的杂剧演员是在山门戏台上，所以联想到龙虎殿为元代戏台。且认为潘德冲对杂剧的由衷热爱直接影响了永乐宫专设演剧场所的兴建，“在他主持修建的永乐宫的布局中，不能没有戏台的位置”[43]，这样的推断确有将佐证认定为实证的嫌疑。
潘德冲，字仲和，道号冲和子，山东临淄人，为丘处机西行觐见铁木真时随行的门人“十八大士”之一。曾任河东南北两路道教提点。主持修造芮城永乐宫、平遥太平兴国观（今名清虚观），死于元宪宗六年（），葬于中统元年（）[44]，这幅戏曲线刻画，刻在石棺大头的偏上方，画高17厘米，宽15厘米[45]。此石棺年搬迁至永乐宫时发掘出土，现存山西省博物馆。
从潘德冲棺椁所刻二十四孝图看[46]，反映了元时全真教与儒家长期倡导的孝道以及历代王朝以孝治国的理念完全吻合，而且宋金元时期关于二十四孝砖雕、壁画墓葬多有发现，十分普遍，可见已成为当时的丧葬习俗，流行开来。于此同时，晋南及豫西北地区也发现了大量的涉及戏剧雕塑、绘画的墓葬[47]，潘德冲棺椁所刻演剧图势必也是受当时当地丧葬习俗影响而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龙虎殿山门戏台与潘德冲棺椁线刻演剧图是两个不同事物，此一个非彼一个。尽管我们可以推论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关系，但这样的推论是有偶然性的而并非必然性，也就是说佐证非实证。
再者，如果以潘德冲棺椁演剧图推断其热衷戏曲，促使元时永乐宫兴建了龙虎殿宫门兼戏台，那么，同样是潘德冲主持修缮的平遥清虚观为何没有受其影响将戏台纳入道观之中？蹊跷的是，平遥清虚观至清光绪三十二年()将平遥纸活铺“六合斋”许立廷创制的“纱阁戏人”吸纳到观中[48]，在清虚观斋醮活动时展出。可见，平遥清虚观对戏曲敞开大门已是清末时期。故从这一点亦可以看出永乐宫龙虎殿山门兼搭板戏台的设计也不会太早，更勿说兴建于元代。
//三//从全国道教宫观专设戏台的调查统计情况看，冯俊杰先生认为戏台建筑“在道教宫观里可有可无”[49]，其中缘由与道教宫观性质、祭祀程序、科仪规范、以及戏曲繁盛对道观生活诸多方面的影响等方面有着密切关联。清康熙朝以来，戏曲文化的发展如日中天时，部分宫观里也逐步开始接收戏曲，兴建专门的戏台建筑，对民间戏曲的传播、繁荣，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就目前调查统计，全国道教宫观有专设戏台的有23座，详列如下：
“
1.山西省阳泉市新泉观清康熙九年（）戏台[50]；
2.山西省洪洞县干河村净石宫清乾隆九年（）山门戏台[51]；
3.山西省临汾市仙洞沟清乾隆四十年（）山门戏台[52]；
4.山西省中阳县柏洼山龙泉观清代戏楼[53]；
5.山西省高平市良户村玉虚观清咸丰七年（）代戏台[54]；
6.山西省高平市上董峰村万寿宫清道光三十年（）戏台[55]；
7.山西省汾西县勍香村老爷顶姑射真人祠清咸丰七年（）山门戏台[56]；
8.山西省高平市陈庄村万寿宫清代戏台[57]；
9.山西省武乡县监漳村仙乐观清代戏台[58]；
10.山西省浮山县诸葛村清微观清代山门戏台[59]；
11.山西省高平市伯方村仙翁庙清代庙内外戏台[60]；
12.山西运城市芮城县永乐宫龙虎殿山门搭板戏台[61]；
13.甘肃省兰州市白云观清道光十七年（）山门戏台[62]
14.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寨子乡老城兴隆观清代戏楼[63]
15.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长寿乡北庵村玄真观清代戏台[64]
16.陕西省凤翔县太尉南村丹阳观清代戏台[65]
17.河南省陕县南梁村万寿宫清代戏台[66]
18.山东省邹城市峄山白云宫清代戏台[67]
19.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西山乡万寿宫清代戏台[68]
20.江苏省高淳县沧溪镇三元观同治三年（年）戏台[69]
21.四川省苍溪县紫云宫清乾隆十七年（）戏台[70]
22.重庆市江津市石镇乡清源宫清代戏台[71]
23.云南省楚雄市西灵宫清光绪十三年()戏台[72]
这些道教宫观中兴建的戏台，除永乐宫被误认为是元代兴建外，其余皆为清代所建戏台，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为山西省阳泉市新泉观清康熙九年（）戏台，乾隆年间逐步增多，至清末，更多的宫观接纳了戏曲，创建了戏台。但是就道教宫观总量而言，这23座接纳戏曲，兴建戏台的道观所占比例却是极少数的。一些正统的、能保持道教清规戒律的宫观一直以来都将戏曲拒之门外，更勿谈创修专门的演剧场所了。其中，年国务院确定的21座道教全国重点宫观中[73]，直至今日仍未有专门用于戏曲演出的戏台设置。由此可见戏台建筑在道教宫观里并非可有可无，而是那些受民间俗文化影响较深的道教宫观，没能抵御住戏曲文化的诱惑，而被逐渐渗透进了道教宫观。
退一步讲，假如永乐宫龙虎殿确为元时兴建的宫门兼戏台建筑。那么，作为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74]，以永乐宫在元代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若元时既有戏台，势必会对全国全真教道宫观的建筑布局造成一定影响，亦就是说其它道教宫观，尤其全真道宫观会在一定程度上效仿永乐宫的建筑设置与格局。既然祖庭都接纳了戏曲，兴建了戏台，其它道教宫观当没有理由将戏曲与戏台拒之门外，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元时的龙虎殿就是一座纯粹的宫门，待到清中期戏曲极度兴盛之时，永乐宫难以抵御戏曲的诱惑，被迫接纳了戏曲，并受当时山门过道式搭板戏台样式潮流的影响，对龙虎殿进行了局部改造，让学者们误认为是元时所独创的山门兼搭板戏台的特殊形制的建筑。
再者，有的学者认为东岳庙、三官庙、真武庙、圣母庙以及玉皇庙等供奉道家神灵的庙宇属于道教宫观[75]，这是极不妥当的。段玉明《中国寺庙文化论》中认为“受到宋、明以后道教徒清整民间信仰的影响，一些学者把民间信仰的神祇统统称为道教俗神，而供奉这些神祗的祠庙自然地被叫做道教俗神寺庙了。事实上，这是极不标准的”[76]。道教神系比较复杂，以“三清”为最高神，不断吸收各界神灵，加以改造，融入道教神系，于此同时民间信仰也不断地将部分道教神灵世俗化，使得诸如东岳、玉皇、三官等神灵具有了双重性，甚至多重性，难分难解，厘定不清。如陶弘景《真灵位业图》最早将“玉皇”、“玉帝”列入道教神系，但“在民俗崇拜中，玉皇大帝是至上神。在道教系统化了的三清四御神仙谱系中，玉皇大帝始终屈居‘三清’之下，是他们的臣属”[77]。可见，民间社众所建玉皇庙以及对玉皇大帝的祭拜敬仰与道教神系中的玉皇神格是存在差异的。民间俗神信仰的功利性与随意性促使民众从道教神系中“借”出玉皇大帝、东岳大帝以及三元大帝等神灵予以祭祀祈福，且纷纷兴建庙宇，以满足广大城乡社众的祭礼需求。
综上所述，对前人调查考述的结论，不应囿于旧说，盲目认同。通过对永乐宫相关文献的解读、建筑形制特征的比较、潘德冲棺椁演剧图推断以及全国道教宫观戏台的调查统计等几个方面分析，可知永乐宫龙虎殿山门兼搭板戏台建筑为元代兴建存在诸多疑点，当为后期对其局部改造所为。且就目前调查统计全国道教宫观总体而言，接纳戏曲，专设戏台的道教宫观仅仅23座，所占比例甚小。这也充分反映出中国道教本质上以崇尚自然、清修无为为宗旨，仅有少部分道教宫观抵不住戏曲艺术的诱惑，接纳戏曲并创设了戏台。
注释[1]景李虎：《永乐宫龙虎殿考论》，《中华戏曲》第8辑。
[2]景李虎：《宋金杂剧概论》，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年，第-页。
[3]黄竹三：《戏曲文物的历史信息价值》，《戏剧艺术》年第2期。
[4]景李虎：《神庙文化与中国古代剧场》，台湾《民俗曲艺》第81期（年）；
[5]黄竹三：《戏曲文物研究散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年，第92页。
[6]冯俊杰：《戏剧与考古》，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年，第页。
[7]冯俊杰：《山西戏曲碑刻辑考》，北京：中华书局年，第5页。
[8]薛林平：《山西传统戏场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年，第66、-页。
[9]车文明：《中国神庙剧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年，第26页。
[10]冯俊杰：《山西神庙剧场考》，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11]黄竹三、延保全：《戏曲文物通论》，台北：“国家”出版社年，第页。
[12]延保全：《宋金元时期北方农村神庙剧场的演进》，《文艺研究》年第5期。
[13]罗德胤：《中国古戏台建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年，第26页。
[14]薛林平：《中国传统剧场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年，第55页。
[15]车文明：《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年，第29、页.
[16]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第页。
[17]车文明：《中国古戏台调查研究》，北京：中华书局年，第8页。
[18]李文：《金代河东南路戏剧研究》，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19]冯俊杰：《古剧场与神系、神庙研究》，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20]杨阳《山西古戏台声学效应研究》，山西大学届博士学位论文，第31页。
[21]王国华：《山西古戏台通览》，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年，第17页。
[22]车文明：《中国戏曲文物志?戏台卷》，太原：三晋出版社年，第-页。
[23]冯俊杰：《山西省志?古戏台志》，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24]黄竹三、延保全：《中国戏曲文物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三晋出版社年，第-页。
[25]景李虎：《永乐宫龙虎殿考论》，《中华戏曲》第8辑。
[26]罗德胤：《中国古戏台建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年，第26页。
[27]冯俊杰：《略论明清时期的神庙山门舞楼》，《文艺研究》年第4期。
[28]景李虎：《永乐宫龙虎殿考论》，《中华戏曲》第8辑。
[29]曹飞：《敬畏与喧闹：神庙剧场及其演剧研究》，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年，第62-63页；曹飞、颜伟：《中国神庙剧场史》，太原：三晋出版社年版，页。
[30]冯俊杰：《古剧场与神系、神庙研究》，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年，第64页。
[31]元至元七年（）《九峰山纯阳上宫创修始末》，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32]柴泽俊先生回忆：这些壁画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已被后人用泥皮掩盖，年开始迁移永乐宫后才被发现和清洗出来。柴泽俊：《山西寺观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年，第44页。
[33]祁英涛、杜仙洲、罗哲文、陈明达、朱希元、柴泽俊、吴克华等：《两年来山西省新发现之古建筑》，《文物参考资料》年第11期；王世仁：《永乐宫元代建筑和壁画》，《文物参考资料》年第6期；杜仙洲：《永乐宫建筑》，《文物》年第8期；
[34]车文明：《中国古戏台调查研究》，北京：中华书局年，第6-10页。
[35]田同旭、李来虎：《新发现的沁水元代戏台遗址考察》，《中华戏曲》第7辑；冯俊杰：《山西神庙剧场考》，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36]冯俊杰：《略论明清时期的神庙山门舞楼》，《文艺研究》年第4期。
[37]碑存晋城市城区西上庄街办庞圪塔村玉皇庙西厢房廊下，笏首，尺寸未测。
[38]碑存长治市城隍庙（文博馆）献殿西侧，螭首龟趺，正书，碑通高厘米，碑身高90厘米，宽92厘米，侧宽29厘米，额篆“重修府君庙记”。冯俊杰：《山西戏曲碑刻辑考》全文收录，第页。
[39]碑存泽州县高都镇东岳庙内，笏首方趺，碑高厘米，宽65厘米。
[40]据车文明总主编：《中国戏曲文物志》，太原：三晋出版社年；《中国戏曲志》（30部省卷）及笔者近十年调查所得资料统计。
[41]牛白琳：《明清时期太原府剧场考论》，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42]柴泽俊：《山西寺观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年，第44页。
[43]景李虎：《永乐宫龙虎殿考论》，《中华戏曲》第8辑。
[44]单公履：《冲和真人潘公神道碑》，《甘水仙源录》卷五，见《道藏》第19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45]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研究所：《山西芮城永乐宫旧址宋德方、潘德冲和“吕祖”墓发掘简报》，《考古》年第8期；徐苹芳：《关于宋德方和潘德冲的几个问题》，《考古》年第8期；杨明珠：《永乐宫潘德冲石椁戏曲线刻图试谈》，《河东戏曲文物研究》，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年；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编：《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年，第52、页；等，均谈及此问题。
[46]王福才：《山西芮城永乐宫潘德冲石椁二十四孝线刻图本事及其剧目考》，《中华戏曲》第22辑，第-页。
[47]黄竹三、延保全：《中国戏曲文物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三晋出版社年，第80-页，第-页。
[48]冯俊杰、王志峰：《平遥纱阁戏人》，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年，第1-2页。
[49]冯俊杰：《戏剧与考古》，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年，第页。
[50]冯俊杰：《山西神庙剧场考》，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51]笔者于年8月26日实地考察；冯俊杰：《山西神庙剧场考》，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52]笔者于年8月23日实地考察；冯俊杰：《山西神庙剧场考》，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53]郭文顺：《中阳县龙泉观及其舞楼碑刻考》，《中华戏曲》第34辑。
[54]笔者于年7月2日实地考察；王星荣：《山西高平市良户村玉虚观及歌舞楼考述》，《戏曲研究》第60辑。
[55]笔者于年8月6日实地考察；冯俊杰、牛白琳、王潞伟：《山西省志·古戏台志》，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56]冯俊杰、牛白琳、王潞伟：《山西省志·古戏台志》，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57]笔者于年7月14日实地考察；冯俊杰、牛白琳、王潞伟：《山西省志·古戏台志》，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58]笔者于年4月7日实地考察；冯俊杰、牛白琳、王潞伟：《山西省志·古戏台志》，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59]冯俊杰、牛白琳、王潞伟：《山西省志·古戏台志》，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60]笔者于年8月4日实地考察；冯俊杰、牛白琳、王潞伟：《山西省志·古戏台志》，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61]笔者于年至年先后10于此实地考察；景李虎：《永乐宫龙虎殿考论》，《中华戏曲》第8辑。
[62]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甘肃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第-页。
[63]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甘肃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第-页。
[64]车文明主编：《中国戏曲文物志·戏台卷》，太原：三晋出版社年，第页。
[65]车文明主编：《中国戏曲文物志·戏台卷》，太原：三晋出版社年，第页。
[66]杨健民：《中州戏曲历史文物考》，北京：文物出版社年，第页。
[67]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山东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第页。
[68]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江西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第页。
[69]束有春：《江苏戏曲文物研究》，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年，第71页。
[70]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四川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第页。
[71]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四川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第-页。
[72]王胜华：《云南古戏台》，贵州：云南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73]道教全国重点宫观：是由中国道教协会提出、国家宗教事务局确定并于年4月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审批同意的21间道教宫观，名单有：北京白云观；辽宁沈阳市太清宫、鞍山市千山无量观；江苏句容县茅山道院；浙江杭州市抱朴道院；江西贵溪县龙虎山天师府；山东青岛市崂山太清宫、泰安县泰山碧霞祠；河南登封县嵩山中岳庙；湖北武汉市长春观、湖北均县武当山紫霄宫、太和宫（包括金顶）；广东博罗县罗浮山冲虚古观；四川成都市青羊宫、灌县青城山常道观（包括天师洞）、祖师殿；陕西西安市八仙宫、周至县楼观台、华阴县华山玉泉院、镇岳宫、东道院。
[74]中国道教主要分为全真道和正一道，全真道是当前世界道教主流宗派；道教祖庭是指道教宗派祖师常住、弘法或归葬的所在；全真道教三大祖庭为西安重阳宫、北京白雲觀、山西运城永乐宫。参见汪小洋：《中国道教造像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75]景李虎：《永乐宫龙虎殿考论》中将东岳庙、三官庙、圣母庙认为是道教神庙，《中华戏曲》第8辑；冯俊杰、牛白琳、王潞伟：《山西省志·古戏台志》中将民间村社一些玉皇庙、真武庙、三官庙、后土庙、周王庙等列为道教宫观戏台，北京：中华书局年出，第-页；
[76]段玉明：《中国寺庙文化论》，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年，第79页。
[77]梅莉：《玉皇崇拜论》，湖北大学学报（社科版）年第5期，第91页。
本文原载《文化遗产》年第3期，援引请以原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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