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峰地名渊源辨析
窦维博
（作者单位：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炮台巷社区）
西峰作为从元代至元七年（年）撤销彭原县后，经过了七百一十五年于年又重新设置了县级行政机构，尽管地域比原彭原县大幅缩小，但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一些比较久远的地名却依然保存了下来，并且在今天的政治社会生活中仍然在使用。
隋开皇十八年（年）始置的彭原县名（《隋书·地理志》），到元代至元七年（年）废县入府计六百七十三年；取消县级建制但一直在做为县以下建制名称使用到现在七百四十二年。自公元年到年，“彭原”一名已经使用了一千四百一十五年。
宋代《元丰九域志》里记载的彭原县所辖四镇中的董志、萧（今天作肖金）二镇，从写入志书的元丰三年（年）到现在已经使用了九百三十三年。明代嘉靖时的《庆阳府志》里记载的“石舍（石社）、温泉、董志、义门、秦霸岭”等名称，从明嘉靖三十六年（年）入府志至今也使用了四百五十六年。以上提到的这几个名称，还没有计算入志前存在的年数，要是有确切的起始时间，在这之前肯定经历了相当时间的形成和使用过程，那么，这几个名称使用的时间会更长，甚至也可以达到上千年。
这些名称，无不积淀和凝聚着世世代代辛勤劳作，并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而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先辈们的心血，以及由他们传承下来的历史文化丰厚的精神和内涵，也为我们应证和诉说着历史岁月的沧桑变迁。这里，着重就西峰、肖金、董志、什社、彭原这几个名称的渊源，通过自己的管窥蠡测，对这几个地名来历的相关说法做一番思考和辨析。
“西峰”
西峰，在史志中能够找到的最早记载，是明嘉靖间彭原人傅学礼的《庆阳府志》，记载有“秦霸岭堡，在府城南一百一十里，嘉靖三十年（年），参政陈其学筑，俗呼为张官儿寨。”同时记载有秦霸岭村市（集市贸易）。但“西峰”一名的出现，仅有张精义编修的《庆阳县志》，其载有“西峰镇城”。张精义是清宣统庚戎（年）科岁贡，在修县志时（下限年）已到了民国时期，时任庆阳县教育局长。
西峰一名出现于何时，国史中难以找到，而张精义所修县志是这样记载的：“在县城西南一百三十里。老城，清同治十二年（年）筑，周三里许。民国五年（年），陇东巡防军帮统张兆钾又筑新城，包老城于内，周七里二百五十步。征调四乡居民，日夜赶修，年余始成。十七年（年），增修巡窑四十一座。其地北通宁夏，东达陕西，宁夏食盐，行销陕属，必经此地，故为各路运盐车辆总汇之区，商贩多设盐店于此，以粮、杂货交易。又为皮毛重要市场，陇东各县所产皮毛，多由此出口，故贸易甚盛。人口约一万余，为陇东第一大镇。”并又载：“张百户，在县城西南百三十里，辖西峰镇、后官寨子、王家岭。”
在张精义县志修成后的民国三十五年（年），驻军28师高桂芝又筑高一丈二尺，壕深一丈二尺，宽二丈的城墙一道，形成头道城包旧城，旧城包老城的格局（《西峰文史（二）黄富昌、李树森撰文记述》）。
从上述记载看，说明今西峰在明嘉靖期间就有堡寨存在了，而且还有集市，名称为“秦霸岭堡，俗呼张官儿寨”，也说明“秦霸岭”一名很早就有了。到了清同治时期“西峰”属张百户管辖下的“镇”。但有一个疑点，那就是张精义有关同治时期里屯所辖的地方名称，是以同治年间的名称记载的，还是以他修县志时（民国时期）通行的名称记载的。若是前者，那就证明西峰之名至少在清同治时期就存在，或者更早；若是后者，那西峰这一名称的出现，就只能是民国初期才有的。那么，清同治前后，西峰这一名称是否存在，就值得怀疑。
另外，县志中记载的“张官寨”，记有别名“寨子城”，并说明在“西峰镇城内。”那么，“寨子城”这一称呼就是后来才出现的。“寨子”应该是民间对城堡的习惯口头叫法，这样，在民间，人们就把府志中的“秦霸岭堡”从俗称的“张官儿寨”逐渐演变成了口头的简称“寨子”。至于这一名称上了县志，就以民间的叫法记成“寨子城”了，以至于后来又出现了“西峰镇城”的叫法，这是符合逻辑的。同时，县志又记载有离今西峰较近的“火巷堡”，只说明在“西峰镇东五里”，何时修筑，没有记载（府志亦未见记载）。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明嘉靖时期的“张官寨”（亦即“秦霸岭堡”）与今之“西峰”这一名称似乎没有关系，可是它们又在同一地点。那么，西峰与“秦霸岭（张官寨）”这个名称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若有联系，是怎样的？它于何时形成又是怎么样出现的？这样一个问题，一时还没有确凿可靠的资料加以解释说明。至于集市贸易，只要有城寨，肯定是有的，只是规模大小之别。但在明朝时期，“秦霸岭堡”的集市贸易规模如何以及在明清交替之际，这里的贸易活动是否受到影响，我们已经无法描述。在同治十二年（年）筑“老城”后，似乎集市贸易又重新兴起，但要形成较大规模的贸易，也就只能从民国五年（年）后逐渐发展起来。所以，张精义称“贸易甚盛”，“为陇东第一大镇”，但人口不过万余。由此也可知，清同治期间，乃至更早，这里人口稀少，贸易规模不是很盛。
对于西峰名称的来历，说法颇多，各有千秋，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方位说、对称说、名号说、物征说、谐音说、有峰说。这几种说法，以笔者愚见，都很难有完全的说服力，现一一质疑辨析于后，以就教于来者。
方位说。据《庆阳县地名资料汇编》载：明洪武时属陕西所辖，因处长安西北而得名。这一说法不仅没有可靠的史料依据，也是违背史实的，而且在地理位置与空间概念上也是错误的。
据《明史·地理志》载：安化县“城东有东河，西有西河，流合焉。下流为马莲河。西南有驿马关。”张精义县志载：“洪武三年（年）复置安化县，属庆阳府，治同城。彭原县改为镇。”据此可说明，“西峰”之名不存在，倘或有，也不可能因地处长安西北而得名。因为长安西北有长武原，安化原在其北，何以独称此为“西峰”而非长武？且此地从地理位置上处在长安北部偏西（不是正西），为何不称“北峰”？另外，从秦汉以来就在这里设置县级管辖机构，义渠、彭阳、富平、彭原相继更迭，尤以彭原最久，且明洪武时期在这里进行行政区划调整，不可能不了解这里的地形及名称情况，何独以峰而称？既称峰，又何以有原之谓？更何况，《庆阳府志》里没有与西峰有关的丝毫蛛丝马迹。
对称说。据《西峰文史（一）》梁中元撰文记述：据彭原乡群众传说，西峰自古隶属庆阳（有误，西峰隶属古彭原县达年之久），因县城南门外有文笔峰，亦名东峰，有东峰必有西峰，故名。
作者对此说法未置可否，但笔者以为，这纯粹属于牵强附会之说，且类似方位说，而且为了证明“对称”的存在，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颇费一番周折。这同方位说犯了同样的错误，西峰在今庆阳城南部偏西（西南），且相去百里之外，怎么能同县城南门外的“东峰”相对称呢？况二峰相对称，必依山水，何以对称到了百里之外的原面中心地带？
名号说。梁中元《彭池札记》以及他在《西峰文史（一）》中撰文称：明参政陈其学筑城，名臧官寨，后有张泰号西峰者弃官居此，遂改名张官寨，因其号而名（西峰）。其依据是以在城区出土过的一个“墓志铭”佐证（铭文叙述仅为大意，而实物不存）。
这种说法张耀民在他的《西峰溯源》一文中做了否定。笔者也以为这种以号而名的说法没有充分的说服依据，是不可信的。因为张精义的县志载有“张官寨，又名寨子城”，但未记述来历，就是更早的府志也只有“秦霸岭堡，俗呼张官儿寨”，也没有更多的记述，更没有“臧官寨”的记述，不知梁中元的“臧官寨”一名从何而来。至于“张官寨”筑就后是怎样废毁的，以及它和西峰这一名称有怎样的演变过程和关系，我们无从考察，也没有确切的资料。即使有号“西峰”这个人，德望再高，也不可能因其号而命地名，因为古代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用人名命地名的事例。况且，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不符合古代严格的避讳的礼仪规则。
物征说。《西峰文史（二）》载张耀民《西峰溯源》一文称：明嘉靖年间，为防鞑靼侵扰，除彭原外，在董志、温泉、赤城、秦霸岭等处都修筑了土堡，其中秦霸岭处的土堡就修在张官寨，此堡就是西峰堡，这是西峰之名由俗称转入官称之始。
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原因是府志很明确地记载了“秦霸岭堡”。张精义县志对今西峰境内的堡寨记载颇详，没有“西峰堡”，只载有“张官寨，又名寨子城。”还载有“火巷堡”。这说明不存在“西峰堡”这一名称。既然“又名寨子城”，同样可以“又名西峰堡”，而且县志没有记述。这仅仅是作者的臆测，甚至牵强附会，把没有任何来历依据的“西峰堡”与“张官寨”联系起来就认为有“西峰”之称，这两者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确凿证据的。倘若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名号说”也就成立，这在张耀民本人来说是自相矛盾的。
谐音说。李树森《西峰轶事》记述：昔日有一媳妇开店于此，随和机智，服务周到，模样俊俏，客商称颂，媳妇店名传四方，人们总是念念不忘“媳妇镇”。后来文人觉其不雅，遂谐称“西峰”。
这纯属无稽之谈，不过是市井酸腐文人穷开心的笑谈而已。
有峰说。《西峰文史（二）》载张耀民《西峰溯源》一文述称：①据《一统志》载，“秦霸岭，相传秦穆公会西戎、北戎之地。”认为早在春秋时，今之西峰就称之为“岭”了。②据《汉书·段颎传》：“春，颎将兵……从彭阳指高平，与先零诸种战于逢义山。”认为“逢义山”即今之西峰。③又认为唐代置“丰义县”，其名即由“逢义山”而得。④又认为，从马莲河川向西眺望，西峰乃太阳落山之处，自然就称“西峰”了。⑤又认为，西峰乃董志原最高处，比其南之董志、肖金，北之彭原、驿马高出近米，认为这就是董志原“有峰”的依据。
笔者以为，这些佐证都无法成为西峰名称来历的依据。首先，如果我们暂不考虑“秦霸岭”中的“岭”是不是真正地理意义上的山脉系列的“岭”，以及它真正出现于何时，单就它与“西峰”这一称谓的关系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秦霸岭”这一名称现在仍然存在并被使用，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却要以“西峰”这一名称来凌驾于一个仍然存在的古老的名称之上呢？更何况这两个名称同时在同一个地方存在且被使用，这又是为什么？即使西峰一名是由“秦霸岭”演变而来，那秦霸岭这一名称为何没有消失而依然存在？两个名称之间的演变依据又是什么？而这些疑问现在均没有足够充分的资料依据加以解释。另外，明清时的《一统志》对“秦霸岭”的记述也是基于一种传说，而未必是史实，因为这距离秦穆公时代遥不可及，哪能说的很肯定呢？之前的史书或者资料没有关于“秦霸岭”更多的记述，笔者认为当时写《一统志》的人们也有附会和望文生义之嫌，只是他们没有使用肯定的说法（要是今天的人们，绝对敢肯定的说是秦穆公称霸会盟边戎的地方），而是用了一个不确定的修饰词——“相传”。所以，称“岭”只能是当地人按照相对地形的习惯叫法，而不能成为“有峰”的依据。
其次，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彭阳、高平并县名，属安定郡。彭阳县即今原州彭原县也，高平县今原州也。”《镇原县志补辑》载：“彭阳在县城东八十里。”“高平在今县城西南六十里杜家寨子。”据此，彭阳在县（今镇原县城）东，高平在县西南是无疑的。那么，从段颎传中的“彭阳指高平”，很明显是从东向西，然后“战于逢义山”。这至少说明“逢义山”在今镇原县城西部乃至泾河一带。又何以东移到了今西峰境内？况且在章怀太子的注解里并没有提到“秦霸岭”，这明显的不符合史实。至于“逢义山”在什么地方，章怀太子也没有具体做注，我们不得而知。所以，认为“逢义山”在今西峰境内是错误的。至于认为唐析置“丰义县”之名由此而来，那是望文生义。
再次，认为从马莲河西望就可以称“西峰”，且以近现代才有的测绘技术可得的相对高度不到米佐证，这是一种机械的想当然的解释法。而且马莲川到董志原顶不是崎岖高峻不可攀，笔者不相信当时的人们不了解原面上的地形。这一机械的解释法忽视了今董志原境内历史上已有的古老地名：彭阳、彭原、同川（三泉）、董志、温泉、赤城、什社（明嘉靖时为石舍，清时为石社）等。既然可以从马莲川西望董志原为“西峰”，何以不可以站在蒲河川向东望叫“东峰”呢？况且也可以站在蒲河川西望称今镇原的屯子等原为“西峰”！至于以米的相对高度就认为“有峰”，作为近现代社会信息环境条件下，这就是纯粹的无意义之举！
辨析至此，笔者不免想到，要是在近代测绘技术出现之后，官方为一个小小的地方取名，或者验证它的名称是否名副其实，花那么多气力去翻箱倒柜地找一大堆资料，再东奔西跑地“望”，还搬上仪器沟上沟下地测量高度，而对历史的已有的存在纯粹视而不见，难道就不觉得这是在做一件画蛇添足的蠢事吗？因此，“有峰说”也是不成立的！那么，“西峰”一名究竟因何而来，现有的那些说法只能属于附会和揣测，而无法成为这一名称来历的确切依据的，也只能存疑。
“肖金”
肖金，本为“萧”或“萧金”，今作“肖金”应系笔误所致，因为在民国时期官方史书依然记作“萧金”，其名称的来历也是有各种说法。但主要基于以下两类：
姓氏说。据《庆阳县地名资料汇编》记载，相传在唐朝大中年间，有肖、金两大户人氏居住此地务农经商，时人取其姓氏组合而成，以名地名。
取字说。梁中元《彭池札记》记述，古有萧镇、金城寺二城，属镇原州彭阳县辖，两地皆繁华。清道光年间于今址筑城，因有寺，朝拜者云集，时人取两地首字而得名。
肖金这一名称的出现最早在宋代，为单字地名，属庆州彭原县辖四镇之一，称“萧”（《元丰九域志》）；金代属原州彭阳县辖的三镇之一，称萧镇；元代属镇原州彭阳县辖；明代属平凉府镇原县辖；清代属泾州镇原县辖；民国属镇原县辖。据说在清代道光年间，十八堡集户筑城于现在的肖金。民国之前各代，从历史记载看，均称“萧镇”，到了民国时期官方改称“萧金”，建制为“镇”。
肖金最早在什么地方，也有几种说法，一种认为在今肖金镇左咀村的肖家城（坳）；一种认为在今肖金镇上（尚）刘村的村部所在地；道光间在今址筑城后一直到现在。“萧金镇”这一建置名称出现在官方史书里是民国时期镇原慕少堂《重修镇原县志》或者稍早的镇原县志。
关于肖金在过去的位置，以上提到的肖家城（坳）和上（尚）刘，都处在从今肖金向西南经上刘、左咀，下纸坊川出泾川这一条古道上，而且肖金在民国时期地域横跨蒲河两岸，从慕少堂重修的县志所附的地图看，当时萧金镇的地域在蒲河西原上的宽度基本上是东原上的二分之一。那么，清道光之前的萧镇位置在今上刘村部所在地的可能性更大。为何在道光年间移于今址，原因也许是这条古道的交通逐渐冷落，而经肖金向南出三不同这条古道的交通显得繁忙和重要，这才把“萧金镇”移到今址。今肖金城已毁，其址上是如今的肖金镇政府，在其旧城东南角曾有金城寺，寺内有宋代建的砖塔一座，寺院已废，砖塔犹存，以前叫金城寺砖塔，现在被确定为“肖金塔”。
对于肖金城与肖金塔，一些资料认为历史上均属镇原县，其实仔细查看地方志书，在历史上城和塔分属两地，城属镇原县，塔属庆阳县，但在镇原县和庆阳县的志书里都有关于塔的记载。塔建于宋代，城建于清道光年间，塔早而城迟，中间相差七百年上下。肖金城与金城寺“合二为一”应该是在年将肖金镇划属庆阳县开始的，之前仅仅是肖金城依寺而建，人们忽视了这一历史事实。民国以来的人们经常说镇原与庆阳在肖金的界线就是以今天肖金中街向南经过肖金城和金城寺中间的道路为界的，也就是金城寺在肖金城的东门外，而且，肖金当地年代以前出生的人都知道这一事实。笔者认为这一点应该搞清楚，不能混淆。造成这种很微妙又很有意思的现象可以从镇原县志中关于清代、民国时期的“萧（金）镇”四至界限的记载中清晰的看得出来。
肖金名称的由来笔者倾向于取字说，因为这个比较符合地域空间和历史时空。另外，民国期间和建国前后出生的当地和周围的老年人口头上仍然称“萧镇”，说明“肖金”这一名称是人为原因形成的，特别是官方很可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或许民国时期的地方官方在使用“萧金”一名时可能受到了民间——萧镇——萧金——口头上转音的影响，恰好旁边又有金城寺，改称“萧金”也就天衣无缝了。
至于姓氏说，笔者认为没有充分的事实理由和根据，说是肖、金两大户人氏居此务农经商，但现在肖金周围找不到一户姓萧和姓金的人家。宋代就有“萧（城）”，属“镇”建制，名称与“金”更没有关系。如果说与当地唐代居民的姓氏有关，那为什么到了清代还一直叫“萧镇”？这说明“肖金”这一名称的形成与姓氏没有关系。不要因为把年代说的久远就让人相信这种说法正确，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历史造假，误导历史，贻害后人。
“董志”
关于董志名称的来历，能够搜集到的说法有以下几种：
姓氏说。《庆阳县地名资料汇编》记载，相传此地原住董氏人家，为防匪患，立志筑起城堡，得名董志城，故名（《西峰文史（二）》载姚自昌《董志原今昔考》亦引述）。
名号说。《西峰文史（二）》载姚自昌《董志原今昔考》记述，因“董志”其人而得名。
物征说。《西峰文史（二）》载姚自昌《董志原今昔考》记述，宋时庆州有一州官克勉政绩，在宁州、原州、庆州临界庆州境内置“董志碑”，以此得名。又记述，因明嘉靖二十七年（年）参政汪（江）尚宁筑董志堡时命名。
取义说。《西峰文史（二）》载张耀民《董志考略》引述《后汉书·岑晊（zhì）传》中有“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语，认为这是董志之名的渊源，因名。梁中元《彭池札记》也引述了上面的记载，同时还引述了《大禹谟》中“董之用威”语。
史事说。梁中元《彭池札记》记述，清同治元年（年），董福祥降清后镇压回军，依其淫功而称为“董志”。又记述，董福祥领回军驻安化原时，号称“董志三营”，故名。
《元丰九域志》记载，“董志”在宋代属庆州彭原县辖四镇之一，这是“董志”一名在正史中能够找到的最早记载。关于“董志”名称的来历，《元丰九域志》没有做任何解释性说明，“姓氏说”和“名号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把它说成是一个人名更是凭空想象和臆测，在古代绝对不会用一个人名去做地名，前面在辨析西峰名称来历时已说过了，这在古代是犯忌的事情。
“董志”一名也不是明嘉靖二十七年（年）参政汪（江）尚宁筑堡后命名，而是在宋代元丰时就存在了，因为当时董志是宋王朝的一个军事重镇（镇在古代是军事建制单位），这也说明了在这之前“董志”一名已经存在很久了，而且这也不是短期内就能形成的。更不是所谓的“董志碑”，这没有相关的史料和资料来证明，“董志碑”一说很可能就是人为编故事编出来的。至于修堡或者筑城，那仅仅是防御工事的维护或者重修，并不代表是一个地名命名的开始。
至于引述《尚书·大禹谟》中的“董之用威”和《后汉书·岑晊传》中“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语，说明“董志”一名来源于此，这太牵强，有断章取义之嫌，这样做很有点钻牛角尖的书呆子气。更何况，《后汉书》把岑晊（南阳棘阳人，在今河南省）列在“党锢列传”里，说明岑晊是一个酷吏，在当时不是一个值得正面宣传的人物。只是记述他在未登入仕途之前，“虽在闾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意思是他虽然在乡下，但意气风发，很有督正天下的志气。说明他少年有志。但他得志之后，性情残忍，嗜杀成性，因为怕被诛，最后死于逃亡的山中。
显然，在宋代理学开始盛行的时代，不可能用这样一个人的行为表现去作为一个地方的命名来教化天下的子民，这与儒家的治国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就是放在今天也是不可能的。
另外，梁中元把“董志”一名与清同治时期的董福祥“董志三营”扯在一起，显然是犯了简单的历史知识性错误，有点硬性“拉郎配”的意味，这没有一点可资参考和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浏览史书，一些历史地名有简单的来源解释，但大多数没有说明地名的来源及意义，而且就是那些与姓氏用字相关的地名，史书里没有发现过其解释与姓氏或者人物有关，而是以地理、政治和社会意义做注解者居多。
“什社”
什社名称的由来主要是置称说：
梁中元《彭池札记》记述，古代兵制，十人称什，户籍十家为什，二十五家为社，因名。《庆阳县地名资料汇编》记述，元时由十个社共同膳供广严寺，取名“什社”。《西峰文史（一）》李澍茂《什社的来历》记述，清道光年间集十社民工筑城防匪，演为“什社”。
什社之名不见于国史，在地方志书中，明嘉靖时彭原人傅学礼撰修的《庆阳府志》，在其列载的村市中，有“县治西南十里村市之大者，曰石舍、温泉、董志、义门、秦霸岭”的记载，清顺治时杨藻凤撰修的《庆阳府志》所列的坊市也有“石社、温泉、董志、义门、秦霸岭、三不同”的记载。（笔者注：杨藻凤府志在建置部分基本照录傅学礼府志，内容大部分相同。）从这里的记载可以看出，“什社”之名与前述的兵制、户籍单位没有关系，更与膳供广严寺的村社数量和筑城防匪的行为也没有关系。因为府志所书“石舍”与现在所使用的“什社”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两个府志仅一字之差，杨藻凤把傅学礼府志中的“石舍”抄写成了“石社”，这应该属于笔误。那么，今天的“什社”那就更是笔误造成的，杨藻凤把“舍”误成了“社”，我们沿用了“社”，又把“石”误成了“什”，这样就变成了现在的“什社”。如果按照《庆阳县地名资料汇编》的说法，元时由十个社共同膳供广严寺取名“什社”的话，那么，在明代的志书里就不应该写成“石舍”。因为，傅学礼是当地人写当地事，他不可能把他生活的当地地名写错。这显然不能自圆其说。
另外，有资料说今什社在唐时名“太平村”，并筑有城池，不知出于何处？但明清的府志中关于里屯的记载都有“太平里”，其所辖村镇为“袁家店、下耆村、齐家村”，后来民国张精义的《庆阳县志》所记载的仅仅少了“下耆村”，其它里屯在名称上基本没有变化（笔者注：府志记载只有“里”，而县志不仅有“里”，还有“百户”）。这至少可以说明在明嘉靖以前，今天的什社乡就是“太平里”的行政区域，“太平”这个名称应该更早就存在了。从今天的实际地域来看，“袁家店”就是什社乡的“（袁家）新庄村”，“齐家村”就是温泉乡的“齐家楼村”，“下耆村”属于哪部分一时很难对应到现在的地块。那么，“太平里”所辖的范围大致应该是今天温泉乡的齐家楼村，什社乡的新兴、李家岭、塔头、什丰、新庄、永丰、庆丰、三姓、贺家塬等村，基本上就是今天什社乡的大部分地域。
在明代嘉靖时期或者更早，“石舍”已经是一个繁华的乡间坊市，那么“太平里”的驻地也应该就在“石舍”，这点应该是毫无疑义的。无独有偶的是，在年11月至年2月，当时的乡（公社）行政区划频繁调整期间，“太平”这一名称又被重新使用了，它的驻地就在今天的庆丰（笔者注：当时的庆丰也叫太平，后来移至齐家楼）。所以，什社在历史上曾经叫做“太平”也是有根据的。只是应该注意的是，当时的“太平里”仅仅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的名称，还是使用的是“石舍”之外的另一个村庄的名称？这两个名称能否重合在一个地方，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至于“石舍”到底是怎么来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府志也没有做解释，我们无从得知。但梁中元和李澍茂等人的说法完全是凭想象而来的，没有具有说服力的依据，甚至连起码的逻辑推理都不符合。
“彭原”
历史上“彭原”一名是由汉“彭阳县”改置而来。
《隋书·地理志》记载，彭原旧为彭阳，即历史上属于彭阳县地。开皇十八年（年）改县为“彭原”，属隋北地郡辖。这是“彭原”作为县级建制单位名称开始出现在史书里。今西峰及其周边地区在秦代属北地郡义渠县辖地，西汉对秦代的北地郡行政区划进行了较大变动，从北地郡分置安定郡，分置后北地郡辖十九县，安定郡辖二十一县，使西汉在这里的行政建制机构大增，并设立了“彭阳县”，归安定郡管辖，县域估计就是蒲河东西两岸，今西峰的西半部就归其管辖。而北地郡所辖的义渠道，估计就是今西峰东部属于北方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据《括地志》记载，彭阳故城在泾州临泾县东二十里。从这个记载的距离可推测，今天镇原县的彭阳乡所在地就是汉代彭阳县故址。另外，《元和郡县志》记载，彭原，本汉彭阳县地，后汉又为富平县地。后魏废帝改为彭阳县，隋开皇三年（年）以县属宁州，十八年（年）改为彭原县，因彭池为名。原南北八十一里，东西六十里。这个记载说明，彭原就是由彭阳改名而来，同时也是因有“彭池”而得名。后来的《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都有“彭池”或“彭池原”的记载，因而得名为“彭原”。
关于“彭原”名称的来历，不仅仅是与“彭阳”或者“彭池”“彭池原”之说有关，而应该上溯到更早。那就是“彭”字因何而得？据《镇原县志补辑》记载，“考叔蔡传，彭庐在周西北，周都岐山，今庐在其西。邑东彭阳、彭原在周之北，即古彭戎国境。”由此可知，“彭阳”一名的出现与古彭戎国的名称有关，其主要原因是彭阳、彭原的辖地是古彭戎国的区域。按照水北为阳，水南为阴的习惯，西汉在今镇原县彭阳乡设置了“彭阳县”。
有人根据“彭池”认为今彭原在古代有池塘一类的水域，这显然是理解上的错误，按照现在彭原乃至整个董志原的地形，就不可能有天然的水域存在。“池”在古代就是“城”的意思，合起来就叫“城池”。
古彭戎国的国都在什么地方，现在无从考察。但“彭池”一说肯定不是源于水域，而应该是源于对古彭戎国地域（包括城池）的泛称。至于说是与水有关，不值得推敲。“彭池”最早出现在《元和郡县志》里，因为在隋开皇时改彭阳县为彭原县，随即县府就迁移了，就开始修建彭原城了。由于古代把州县所在地也叫“城池”，又因为在古彭戎国境，所以，在唐元和以后乃至宋代解释“彭原”名称时说它是因“彭池”或者“彭池原”得名就很符合逻辑了。
结语
地名的形成，多依附于历史文化、地形地貌和人文景观，这是地名最基本的背景基础。地名的形成不是单一的取舍，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交错组合的结果。在陇东黄土高原区域内，尤以地形地貌特征组合人口居住的姓氏分布命名为最。
对于一个地名，它是历史社会发展演变的结果，与人文地理以及社会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是一个地方人文历史文化的积淀，具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内涵。我们相信，一个地名的出现不是凭空而来的，作为社会公众使用的名称，特别是人名和地名，人们都喜欢并期望它能带来一种吉祥、平安、幸福、长久、富裕，都是出于一种美好的理想和愿望，这也是生活在一个地名环境下所有的人们的一种精神依赖和寄托，也反映了一定的人文精神，更是凝聚一个地方人们精神和思想的有力支柱。
关于地名来源的“姓氏说”，由于好多地名用字与常用的姓氏重合，特别是一些比较古老的地名，这样对一些与姓氏用字有关的地名就很容易和姓氏联系起来，认为这些地名的来源与姓氏有关，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具有严重的局限性。应该明确的是，在中国的姓氏发展史上，人们使用的姓氏来源于地名，首先与地名有关，而不是地名与姓氏有关，姓氏晚于地名出现，最早的姓氏往往与居住地的地名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中国古代的相当一部分姓氏就是当时的地名或者是封地的名称，还有官职的名称。中国姓氏的出现除了轩辕黄帝赐给二十五子十二姓之外，其他的都是以后实行分封制经历春秋战国到秦汉时逐渐固定下来的。至于现代一些小地名（如村庄名称）有明显的姓氏组合成分，这个应该与古代早期地名区别考察，不能混为一谈。
在古代，没有纯粹的以人名命地名的现象，只有在民国以后才出现，如陕西省延安市的子长（谢子长）县、志丹（刘志丹）县，山西省晋中市的左权（左权）县，还有广东省的中山（孙中山）市，吉林省白山市的靖宇（杨靖宇）县等。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对一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做出过巨大贡献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人物，以其名字作为地名，体现了人民和社会对其丰功伟绩的赞赏和对其无限的怀念之情，以他们的崇高精神激励广大爱好公平正义的人们立志为社会做贡献的信心和决心，这也是对人们的一种思想的和精神的教育，具有很强的教育针对性。
以历史事件和历史活动取名的地方名称也很多，古代这样的地名主要是由皇帝来定夺的，一般都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都与重大的历史性事件相关联，如山西省的闻喜县，据说是汉武帝出巡时听到南粤被平定的消息，就把此地改称闻喜县了。今河南省的获嘉县，据说是曹操在此得到了他日夜期盼的人才郭嘉后改名获嘉县的。
我们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正确对待和探讨地名的渊源，不要把一个没有任何历史依据或者没有足够的符合逻辑的资料强加于某个地名的头上，人为的制造一段来历，甚至把它出现的时间说的遥远，随便贴上一个朝代的年月就证明它的存在，这显然就是自欺欺人的事情。如果认为随便说的朝代年份就能证明一件事实，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更是经不起推敲的。所以，我们对于一些地名的来历，有确切的渊源就尊重事实认可它，若没有足够的依据和事实就让它继续存在并使用，这丝毫不影响一个地名的存在和被使用，以及人们对它的记忆。没必要非得探个究竟，最后落到牵强附会、望文生义的地步，甚至生编硬套想当然，这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年9月4日西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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